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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投資聯盟發布時間：11-0919:25廈門積微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本期人物】張汝京，1948年出生于南京，第二年隨父母到臺灣。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士，紐約州立大學工程科學碩士，南衛理公會大學電子工程博士。在美國德州儀器工作20年，期間在美國、日本、意大利等地創建并參與管理過10個半導體工廠。從TI退休后，曾任臺灣世大半導體總經理。2000年，募集14億美元創辦中芯國際，向世界芯片制造第一梯隊沖刺。隨后，在國內投資4家LED企業。2014年創辦新昇半導體，為大陸半導體產業彌補了硅材料的短板。2018年，70歲的他再次創業，融資150億元在青島創辦芯恩半導體。圖示：在青島芯恩辦公室的張汝京 拍攝慕容素娟（上）醞釀——創辦中芯國際之前（中）爆發——帶領中芯國際向世界第一梯隊沖擊（下）再出發——每個創業項目都在填補產業空白（中）爆發——帶領中芯國際向世界第一梯隊沖擊中芯國際項目，是在國內外半導體前輩們的共同推進下誕生的。而有著一顆炙熱中國“芯”的張汝京，憑借著在世界各地建廠及項目運營的經驗，獲得國內外半導體前輩們的青睞，最終將中芯國際這一歷史重擔托付到他的手上。張汝京不負重望，憑借在國際半導體產業中深厚的職業人脈和經驗積累，突破了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封鎖，并且一開廠就吸引了約400位全球的半導體精英加入中芯國際。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張汝京特別為員工建生活區，為員工子女建雙語學校，也為在職員工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一時間，天時、地利、人和，使得中芯國際如虎添翼、順風順水。2001年試投產，2004年上市，并躍居成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廠。與此同時，中芯國際將中國與國外3代的技術差距縮短至1代。作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配套最齊全的芯片制造企業，中芯國際已成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排頭兵，并催生和帶動產業上下游生態的成長和發展。然而，在內部，公司發展路線出現了爭議——“先賺錢盈利還是先讓技術站穩”；在外部，行業老大多次打壓。在各種因素的博弈下，張汝京最終被迫離開了他一手創辦的中芯國際。本篇將與讀者分享：中芯國際項目當時是如何誕生的？張汝京如何從全世界招兵買馬、如何突破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后來中芯國際遭遇業內老大訴訟，第二次在有勝算的情況下又為何敗訴？ “先賺錢盈利還是先讓技術站穩”有解還是無解？ 1、國內外IC前輩共同推進下中芯國際項目誕生 張汝京成為不二人選國內以王陽元院士為代表的行業前輩在致力于推進產業發展國外也有一批愛國華人一直在牽掛著中國半導體產業海內外的力量匯合，商議發展中國半導體的最佳方式是建半導體制造廠中國半導體的起步并不晚，1958年世界第一塊集成電路在美國誕生，1965年中國的第一塊集成電路誕生，僅晚于美國7年。80多歲的IC產業前輩朱貽瑋指出，由于早期國家對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規律認識不足、投入不足，加上文革期間對產業和人才的沖擊，以及國外的技術封鎖，使得后來中國半導體業不斷落后于美國和日本，并被起步晚的韓國、中國臺灣地區趕超。在技術差距上，中國半導體的技術研發與國際先進技術相差3代；由于半導體制造能力薄弱，等到能生產出來時與世界先進半導體水平的差距已變成5代。從時間差距來看（根據《集成電路產業50年回眸》中統計），比如在年產量6億塊這個節點上，美國是在1972年，日本是在1976年，中國實現已到1996年，與美國、日本的差距分別是24年、20年。在半導體領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半導體產業有一個摩爾定律，行業18個月-24個月（1年半到2年）會進行一次技術迭代升級。面對日趨拉開的差距，國內王陽元院士和電子部（工信部前身）領導們一直在積極籌劃中國半導體的發展計劃。而大洋彼岸，一批愛國華人也開始為中國芯憂慮。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這些海外華人回到國內 ，輾轉多個城市與相關部門和多家企業進行調研、溝通，希望能推動中國半導體的發展步伐。據張汝京介紹，這些愛國華人主要來自于美國東部、美國南部的德克薩斯州（主要來自TI德州儀器）以及美國西部的加州。來自美國東部的有：虞華年博士（美國IBM資深研究員、臺灣工研院資深顧問及美洲工業技術顧問團主席）、胡定華博士（我國臺灣工研院電子所首任所長）、楊雄哲教授（哥倫比亞大學電機系主任、香港大學微電子主任教授）、楊丁元博士（普林斯頓大學，華邦電子總經理）、馬啟元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副教授）。來自美國南部TI團隊的有：毛鑫博士（斯坦福大學，TI副總）、邵子凡博士（羅薩斯特大學，TI副總）、沈其昌博士（康奈爾大學，TI技術高管）、張德明博士（南加州大學、TI資深研究員）以及張汝京博士本人。來自美國西岸加州的有：徐大麟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漢鼎亞太董事長）、田長霖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季明華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微電子研發專家）、陳一浸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微電子研發專家）等等。1996年，虞華年博士等海外華人代表團來到大陸幾經輾轉調研，并倡議國家發展半導體產業；1998年，他們正式給國家領導提交文件《關于建立中國微電子產業群以帶動信息產業發展及工業結構調整的建議》；1999年，他們一行人又來到國內，推進中國半導體業的發展。2000年，海外華人代表團再次向國家領導提交《關于加快微電子產業發展的建議》。這些建議，得到了國家領導的高度重視和批示。與此同時，國內半導體領域的王陽元院士、楊芙清院士等學術與產業前輩也一直致力于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最終，海內外的力量匯合，這些前輩們商議發展中國半導體的最佳方式是建半導體制造廠，中芯國際項目由此誕生。芯片業最早是集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為一體的形式。1987年我國臺灣半導體企業臺積電開始專注芯片制造，此后全球半導體業逐步走向分離模式。發展半導體業為何要建制造廠？關于芯片制造的重要性，IC前輩朱貽瑋曾打過一個形象的比方：“把半導體業比作服裝業的話，芯片設計就是設計師，制造就是裁縫，沒有裁縫服裝是做不出來的。發展中國半導體業，需要從半導體制造業入手。”張汝京先后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創建并參與管理10個半導體工廠的技術開發及運作，以及他在華晶上華和世大半導體項目中的出色表現，并且由于深受父母的影響，張汝京對祖國大陸一往情深。最終，國內的王陽元院士和海外愛國華人都找到了他。為此，張汝京成中芯國際項目的不二人選。確定最佳人選后，中芯國際項目開始啟動。中芯國際之前的國內半導體企業，主要是國家投資建廠，企業通常是國有屬性。而此次，中芯國際并沒有國家投資，而是自籌資金，整個項目建起來需要近10億美元。在王陽元院士的支持下，國內企業北大青鳥進行了投資；上海張江科技園區以土地作價進行了投資。張汝京又找到海外資金，比如華登國際、漢鼎亞太、高盛資本、祥峰資本等都對中芯國際進行了投資。最后，共籌集資金14億多美元，大大超出了預期。中芯國際在業內實現了幾個創舉，我國半導體行業前輩莫大康指出：“中芯國際項目是自籌資金，這改變了以往中國半導體企業的國有模式，進而引入市場機制，這為企業贏得了一個難得的開放 、自由的市場競爭環境。”緊接著，就是緊鑼密鼓的建廠，當時中芯國際的所在地還是一片稻田。一般情況下，半導體制造廠建廠至少需要1年半到2年時間。而中芯國際的廠房從一片稻田到工廠建起來，建廠僅用了13個月。2000年8月24日打樁，第二年9月25日投片試產，這在全世界半導體建廠歷史中是用時最短紀錄的創造者。2、輾轉美國、日本、荷蘭、以色列 申請設備技術許可美國專利許可最難，需要商務部、能源部、國防部、國務院4個部門同意美國要求定期確認，看設備是否還在工廠，生產的是否是民用今后每一次技術節點升級，都需要再次向美國、日本等申請技術許可建廠的同時，還需要引入先進的技術設備。然而，當時面臨著國外的技術禁運。為了封鎖中國和蘇聯，1949年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歐洲各國聯合成立巴統委員會（以下簡稱巴統）。巴統主要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禁運清單主要包括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產品。日本是該委員會成員，不受禁運管控。此外，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也不在禁運之列，都可以引進世界先進的集成電路制造設備和技術。蘇聯解體之后，巴統組織于1994年宣告解散，但1996年美國等33個西方國家又重新簽訂了一個替代性的“瓦森納協議”，對軍事產品及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施管制，中國同樣在被管制國家之列。20世紀90年代，由我國政府主導投資的華晶和華虹兩家國有半導體企業，在國際市場采購設備時，都遭遇到了“瓦森納協議”的限制，困難重重。“瓦森納對我們中國的限制常常是最新的技術不能移轉，N+1（次一個世代）的可以考慮，但是要申請，通常申請時間很長，等核準的時候都已經變成N+2、N+3。” 張汝京講道。當時，世界上先進工藝已經在量產0.18微米，0.13微米工藝也即將量產，國內在做的是0.5微米（技術演進的順序是：0.5微米、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0.13微米……），與國外先進技術差距3-4代。中芯國際項目，張汝京希望引進0.18微米等級的生產線設備和相關技術。于是，他開始輾轉新加坡、美國、日本、荷蘭等地。張汝京曾在新加坡建過廠，整個過程相對比較順利。“特許半導體（Charter格羅方德的前身）有0.18微米的制造技術和設備，雙方溝通后特許半導體同意將多出的一些設備賣給中國，大概80臺。同時，把0.18微米的工藝技術和相關IP也轉了過來。”張汝京回憶道。 在技術壁壘的突破上，最難的是跟美國打交道。張汝京曾在美國德州儀器TI公司工作20年，TI成為中芯國際重要的技術合作伙伴。不過，美國政府給的出口許可是允許TI公司給中芯國際流片（像流水線一樣通過系列工藝制造芯片），但是0.13微米的技術不能轉過去。最后，TI公司把技術規格告訴張汝京，中芯國際自己開發。張汝京打了一個比方：“這如同一個老師，他不能來給我們上課，但是他給考試；每次考試完，他會告訴哪些地方達標，哪些還沒達標，但不會教怎么做。這是一種特殊的合規的方式，最后中芯國際攻克了0.13微米的技術。” 中芯也購買了歐洲IMEC 0.13微米的專利授權。當時,中芯國際計劃把摩托羅拉天津廠買下來，由于摩托羅拉工廠中有用到鍺硅，美國擔心會用到軍事用途，一直不給設備使用許可。“那時，向美國政府申請0.18微米的技術非常困難，鍺硅更難，與其一樣困難的是0.13微米的技術。”張汝京說道。于是，張汝京向美國政府申請出口許可，這需要美國商務部、能源部、國防部、國務院4個部門同意。在美國商務部審核環節，商務部召開100多人規模的聽證會，邀請美國企業界代表參與。誰知，里面有張汝京在美國的老同事，也有以前開會認識的老朋友。“我做了報告后，商務部閉門開會，最后同意讓我們移轉技術到中芯，條件是中芯答應不做軍方項目，不做武器，也不可以轉給其他公司。”張汝京提到當時的情景。張汝京又向美國能源部保證“不會做原子彈”，最后能源部也通過。美國國務院的立場則是，若其他部門支持，他們就會支持。4個部門中審核最嚴的是美國國防部。國防部的一些官員知道張汝京是基督徒，認為張汝京到中國做這些事是獻愛心，不應該阻攔。但國防部仍與張汝京談了好幾輪，最終還需要國防部管出口許可的老大拍板，這位老大曾是陸軍少將，在圈里有“dragon lady”的稱號，非常難打交道。對方約在一個周五早上7點鐘到其辦公室，要求張汝京只能講20張幻燈片。當這位國防部老大看到中芯學校的幻燈片時，臉上露出了笑容，給助理說：“項目里有學校，你看這些小朋友多可愛。” 最終，商務部老大說道：“Richard（張汝京的英文名），你回去補幾個條件：承諾 ‘不做武器、不做軍事用途的產品’；承諾員工被培訓好后，幾年內不會跑到其他公司。”聽到讓補條件，張汝京懸著的心一下子落下來。他說：“如果只讓我們回去等，基本是沒戲。”然而，事情沒有想象的那么順利，后來國防部還是阻撓。張汝京向他們保證：“在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你們可以隨時來我們工廠看，不需要事先通知我們。”這種誠意讓國防部的官員放下了疑慮，最后國防部還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定期確認”，看看最先進設備是不是還在工廠，設備生產的是不是都是民用。2周后，當把公司所簽的承諾協議轉給美國4個部門后，美國終于通過了0.18微米和0.13微米的技術許可。 且經協商，美國同意在天津廠用到鍺硅的2個設備可以解禁，但是要求一定時間內操作員必須是美國公民。日本的技術、設備、材料出口也受到《華盛頓協議》等管制的影響。“日本通常會看美國的動作，美國通過后再申請會容易些。”張汝京說道。張汝京曾在日本工作過，能夠說一點日語，在日本也結識過很多產業界的朋友，這對他在申請日本技術許可時有很大的幫助。張汝京到了東京，拜訪了原東芝半導體事業部總經理川西剛（是張汝京擔任世大公司總經理時世大的董事長），以及東芝市場銷售部的總經理川端章夫。這兩位日本朋友帶他一起去拜訪日本產經省出口部的相關負責人，通常要面談2-3位官員，通過后填表格，還會再調查他們。此外，歐洲也面臨著技術管制。由于需要買荷蘭ASML公司的禁運設備，張汝京前后去了3次。張汝京說道：“幸運的是，只要申請并做出保證，不需要再面談。”在以色列的技術引進方面，同樣商談很多次，后來得到以色列政府官員支持，由引進設備的以色列公司與張汝京共同寫報告，并做出相關承諾。最終，輾轉多個國家獲得了相關技術許可和設備。整個過程，如同一場戰役。中芯國際運作的期間，美國官員與中國商務部官員曾多次一起來中國視察工廠。“中芯每次都是滿分通過。”張汝京說道，“后來，中芯在每一次技術節點升級時，比如從0.18微米到0.13微米，再到90納米、65納米、45納米、3228納米時，都要再次向美國、日本、歐洲等申請技術許可。”最近，中芯國際高層多次表示中芯一直堅守承諾，不生產武器用芯片。而當中芯國際建起12英寸（90納米技術工藝）晶圓廠之后，此前國家投資建立的華虹NEC籌劃多年的12英寸廠，卻一直面臨美國的技術封鎖。（英寸指的是晶圓的直徑，芯片是從晶圓上所切割出來。晶圓尺寸越大，制造難度越高，切割的出來的芯片也會更多。隨著芯片尺寸越來越小，一塊晶圓上可以切割出數千個芯片。）在爭取國外技術許可的過程中，除了張汝京在世界各地積累的產業資源之外，他的基督徒的身份也幫了大忙。美國的五大教會為張汝京備書，從為人做事的角度為他做擔保，這是美國能夠通過中芯國際技術許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美國的教會發揮了很大力量，而且美國民間團體對中國的愛心沒有減少。”張汝京指出。他舉例道，在特朗普收緊對華留學生政策時，所認識的幾個學校校長聯合寫信給特朗普，信中大意是：中國的留學生是非常好的學生，我們辦學校的目的就要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不能排斥中國留學生，不能有任何歧視發生。此外，張汝京還提到美國民間對中國孤兒的領養。1991年中國頒布了《收養法》，開放了外國人可收養中國孤兒。截至2018年，已經有超過11萬名中國孤兒被美國家庭領養，其中約有8萬多是有殘障的兒童。且在領養的國家中，美國是收養中國孤兒最多的國家。面對當前的中美貿易戰，張汝京指出：“美國很多人一直非常支持中國，這個力量我們還沒有用起來；可以考慮通過美國的教會來匯聚這個力量。” 3、吸引人才：通過人脈資源吸引全球半導體精英加入中芯國際很多人是懷揣著發展中國半導體業的熱忱，“降薪”加入到中芯國際一些精英賣掉國外的房產舉家回國，加入中芯國際為員工建社區，為員工子女建雙語學校，并為在職員工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20世紀初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在人才方面，當時有0.35微米半導體芯片量產經驗的人才非常少，估計不到10個人；有0.25微米量產經驗的人，可能更少。張汝京在美國德州儀器工作20年，又在日本、意大利、新加坡、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工作過。他通過積累的多年的人脈，開始從這些地方網羅行業精英。意大利那邊來了三四十位工程師，新加坡的團隊主要是技術員和工程師等來了四五十位，加上美國的人才，陸續來了一百位左右。張汝京也從我國臺灣半導體界吸引了諸多人才，前后大概來了300位（有些是美國華人）。第一批總共來了約400多位半導體人才。不過，前期來的人才主要集中在生產營運大規模生產，研發人才還不夠。張汝京又多次去美國的華人聚集的地方做宣講介紹，先從美國東岸 ，再到南部的達拉斯，接著到西部的加州等幾個地方做宣講，呼吁華人回國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力發光。在他的呼吁下，又有60-80位工藝研發工程人才從美國回來。像楊世寧博士（美國英特爾公司技術總監）、謝志峰博士（美國英特爾項目經理）、施景洪博士（TI與Semitek資深研究員）、宋天泰博士（TI資深自動化經理）、俎永熙博士（TI存儲器開發部高級研究員）等等，從美國回來直接加入中芯國際。此外，還有一些半導體精英后回國后進行創業或加入別的公司，他們都成為中國芯片業日后重要的產業力量。比如，當前中國半導體的一些領軍人物陳大同博士、武平博士等人，據說也是聽了張汝京的演講受到鼓勵后回來的，他們后來創立了展訊通信。展訊通信，后來發展成為中國通信芯片領域的標桿企業。最終，從世界各地來了400多位設計工程師，幾乎都懷揣著發展中國半導體業的熱忱或對張汝京的追隨，心甘情愿“降薪”加入到中芯國際；一些員工賣掉國外的房子，帶著全家回來，全力投入到中國半導體業的發展中。為了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一方面，張汝京為員工建社區，解決員工住房問題。另一方面為員工子女建雙語學校，解決員工后顧之憂；員工子女的學校從幼兒園、小學一直到中學，雖采用雙語教育，但費用要比國際學校低很多。（由于學校升學率高，深受好評，后來學校也對外開放。從中芯學校網站上了解到，當前非公司員工子女的比例已經達60%。）再者，張汝京還為在職員工提供了繼續教育的機會。中芯國際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以及天津的南開大學等合作，為員工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期間，有員工從高中學歷讀了本科，也有大學讀了碩士的，還有碩士讀了博士的。公司會為完成學業的員工承擔全部學費。其中，一位從高中學歷讀大學的員工，后來給張汝京寫信，信中寫道：“如果不來中芯國際，我此生大概不會有機會再讀大學……”另一位在中芯國際從本科考上碩士的員工說：“考試前公司會請輔導員給員工輔導，培訓費公司來承擔。考上之后，公司根據需要有時公司會將老師請過來授課。”她前后在中芯國際工作了13年半，并一直跟隨著張汝京。還有一位臺灣來的員工從碩士讀了博士，他說：“讀博期間，公司同意我使用一些數據作為讀博研究材料，方便我能夠順利完成學業。”他一直在中芯國際工作了15年，也跟隨著張汝京到芯恩青島公司。另一位曾在中芯國際的臺灣員工從碩士讀了復旦大學微電子專業的博士，在中芯國際工作了12年。后來出來創業，現在還一直與張汝京保持著溝通與協作。他說：“這是一種恩情，不能忘卻。”4、迅速躋身世界前三 并帶動國內產業生態不斷完善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配套最齊全的芯片制造企業3年內躍居成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廠中芯國際帶動了中部、西部及上海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資金到位、技術設備到位 、人才到位，使得中芯國際具備了天時、地利與人和，成為當時國內規模 最大、技術最先進、配套最齊全的芯片制造企業，并以行業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第一梯隊沖刺。2001年9月試投產；2003年產值躍居全球第四大芯片制造商；2004年3月在中國香港和美國兩地掛牌上市；同一年，成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廠。并且在5年內，張汝京帶領中芯國際在上海蓋了3座8英寸晶圓廠，又買下摩托羅拉在天津的一座8英寸廠；另外，在北京的一座12英寸晶圓廠也相繼投產。與此同時，中芯國際的發展，也帶動著中國半導體產業生態的不斷完善。在地方政府的出資下，中芯國際負責建廠并負責管理運營，先后建成了武漢新芯和成都成芯公司。“項目前期由地方政府投資，委托中芯國際經營，時機成熟時再進行回購。這樣中芯國際就減輕了很多財務壓力，同時又獲得了產能。”張汝京說到當時的規劃。武漢新芯的成立，是當時我國中部地區唯一一條12英寸生產線，武漢新芯帶動了中部地區半導體上下游的產業集聚。張汝京也聯系了美國德州的飛索半導體（Spansion），使其成為技術合作伙伴，為武漢新芯取得了飛索半導體在Flash上的工藝與IP授權。當前，武漢新芯已成為FLASH閃存的重要陣地（FLASH閃存屬于內存器件的一種，屬于存儲芯片，其存儲特性相當于硬盤）。接著，成都政府也與中芯國際合作建一個8英寸廠。當時需要把上海一些設備轉到成都，不過卻有很多曲折。 “每一個設備轉到成都，都需要去美國出口許可部門補文件，申請轉到中芯相關的一個廠（轉到成都）。” 張汝京說道。有一天，正在移轉刻蝕機時，美國突然叫停不讓轉。張汝京說出背后的原因：“后來得知，中國剛剛試驗成功用一顆導彈把一個舊的衛星打下來，這個技術讓全世界很驚訝，因為當時只有美國和俄羅斯可以做到。據美國媒體報道，該導彈的發射點是在成都附近，所以美國對轉到成都的設備要嚴格檢查。接著，美國派專員去成都察看，設備是不是在成芯工廠里。”當時的張汝京壓力特別大，再不安裝設備，廠就起不來了。于是他禱告，求上帝幫助。當時，成都工廠有一個姓田的ABC員工（American-Born Chinese美國出生的中國人），他是張汝京去美國東岸招兵買馬時招來的，還有一個行政管理中心的姓馮的處長（留學生）。這兩個人與美國來的這位專員見面溝通。沒想到的是，這兩個人與美國專員見面后，發現他們從小在同一個教會長大，相互認識。有了認識和互信的基礎，這位美國來的專員調查后就沒有任何刁難，寫報告說東西都在工廠內，美國就放行了。回想到這一幕，張汝京無不慶幸：“如果不認識，這一關有可能過不了。”成都8英寸廠的建立，帶動了我國西部地區半導體產業的起步和發展。與此同時，中芯國際的建立，也吸引了更多半導體項目落地上海。比如2001年武平和陳大同從美國回來在上海創辦展訊通信，展訊后來不僅成就了中國手機市場，還開發出全球首顆TD-SCDMA（中國3G標準）核心芯片 ，成為我國手機通信芯片的領軍企業；2002年，由陳大同在美國創辦的豪威科技子公司在上海成立；2003年，趙立新回國創立格科微電子，格科微現在已成為國內圖像傳感器領域的龍頭；以及后面成立的瀾起科技、銳迪科、中微半導體等等，都成為當前中國半導體產業中的頂梁柱。5、多種因素交集被迫離開中芯國際 產業先驅成為犧牲者行業老大通過多種手段長期打壓，干擾中芯國際正常的發展步伐中芯國際在北京的上訴被法院駁回，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先賺錢盈利還是先讓技術站穩”，引發內部的爭議半導體行業屬于快速迭代的行業，加上資金投入大、技術門檻高。對企業而言，一個公平的貿易環境和發展空間至關重要。靜水潛流之下卻是暗流涌動。中芯國際迅猛的發展勢頭，使全球半導體制造老大臺積電備感壓力和威脅，老大通常不會坐以待斃，就如同當前世界老大美國打壓中國一樣。為了遏制中芯國際的發展，臺積電對中芯國際發起了專利訴訟戰。知識產權是維護企業核心利益的武器，也成為阻撓競爭對手的一種手段。半導體是一個跨年度下訂單的行業，這種訴訟案不管輸贏，都能干擾對手正常的發展節奏以及來年的市場訂單。2003年，在中芯國際即將在香港和美國上市的關鍵時刻，臺積電在美國起訴中芯國際侵犯知識產權（不當使用對方的設備菜單recipe），要求賠償10億美元。當年中芯國際總營收3.6億美元，這種高的離譜的賠償金不難看出臺積電的真正用意。從2003到2004年，臺積電前后對中芯國際發起了4次訴訟。最后查實，中芯國際存在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員工拿了人家的菜單，是不應該的。我還問過他們，他們說沒有拿，最后一查查到了。這是我們的責任，我應該承擔結果。”張汝京對此表示。張汝京提及臺積電在訴訟中所用的計謀：“臺積電從電腦記錄中知道是哪些員工離職去往中芯國際拿走了相關技術菜單，但并沒有正式通知中芯國際，而是先與相關的中芯國際的兩位高管溝通，讓他們帶著30-40人的團隊離開，不要說為什麼離開，如果說就告他們。把知道事情的人弄走，最后讓不知道事情的人去打官司，怎么打。” 2005年，雙方達成庭外和解，中芯國際賠償臺積電大約1.75億美元。此后，中芯國際一直努力建造自己的運營體系。然而，和解后的第二年，臺積電又再次在美國把中芯國際告上法庭。對于臺積電的再次起訴，張汝京很是驚訝：“已經和解了，為什麼又來打。”這是典型的商業打壓，于是中芯國際就反過來告臺積電違反誠信，上訴到北京。“在北京打官司之前，臺積電那邊的律師說‘北京的律師我們已搞定了，我們肯定會贏的’。”張汝京提到當時他們遇到的情況。最終，北京高院駁回了中芯國際對臺積電的全部訴訟請求。在第二次極有勝訴把握的情況下，中芯國際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每次想起來，這個都是心頭的痛。很多事情湊在一起，讓中芯國際沒辦法與臺積電對抗。”提到這些時，張汝京在辦公室不停走動，可以看出他的內心還是不平靜。臺積電對中芯國際的訴訟前后歷時7年。第二次敗訴中芯國際被迫付出更大的代價：在1.75億美元的基礎上，再賠2億美元，外加8-10%的股份。中芯國際與臺積電的訴訟，看似兩家半導體巨頭之爭，實則是中國高科技企業在發展中面臨國際巨頭的打壓。對比這樣的專利糾紛，后面國內的半導體公司要幸運的多。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尹志堯回國創辦的中微半導體，在半導體設備領域快速發展起來，這引來國外競爭對手挑起的知識產權侵權訴訟。在中國各方面的支持下，最終中微半導體獲勝，且整個訴訟過程對中微的損失不大，并為以后掃除專利障礙。前后區別巨大，這與國家對半導體產業的支持力度不無關系。國家在1990年和1998年發起的908工程和909工程，并沒有快速縮短與國際半導體業的差距。2000年之后，國家放慢了對半導體的支持力度 ，支持的形式僅是相關政策和文件，如鼓勵軟件和集成電路發展的18號文，諸多863、973、核高基專項，01專項和02專項等。后來，18號文的“增值稅退稅”政策在WTO談判中被取消，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熱情開始大幅衰退，政策轉向讓人難以捉摸。此外，當年中芯國際的發展路線“先賺錢盈利還是先讓技術站穩”，是公司內部極為爭議的一個問題。對于股東而言，往往是希望先盈利。張汝京堅持先讓技術站穩、再賺錢。“由于世界龍頭企業的起步比中國早一二十年，如果按部就班，永遠趕不上世界先進水平，永遠是落后。”張汝京曾說道，為了中芯國際的長遠發展以及中國半導體業的長遠發展，他頂住壓力，三步并做兩步走，強攻技術灘頭，在消化8英寸生產線的投資成本同時，開始布局12英寸生產線。2005年成都8英寸工廠開工、上海12英寸工廠開工；2006年武漢12英寸工廠開工；2008年深圳8英寸及12英寸工廠開工。中芯國際最終在華東、華南、華北、西部四地進行布局。中芯國際以一家企業的力量，拉動著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快速升級。付出的代價就是，中芯國際的營收上連年巨額虧損（現金流是正的，不過加上巨額的設備折舊費用，利潤就變成負的）。為此，這也引發一些股東對張汝京的不滿，加上2009年與臺積電的二次訴訟失敗，最終，張汝京一人承擔了所有責任。2009年11月，他被迫離開了一手創辦的中芯國際。然而，在十年之后發生的中興事件和華為事件，美國通過芯片卡住了中國的脖子。 “先賺錢還是先發展技術”，這一問題已不再是問題，政府意識到，技術更重要，賺錢可以慢慢來（折舊結束后容易賺錢）。可惜的是，在那個時間節點下，張汝京這位中國半導體奮起路上的產業先驅卻成了犧牲者。當問及張汝京如何化解這些遭遇時，他引述了《圣經》里的內容：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圣經》羅馬書12章19節）然后他說道：“生氣干什麼，不需要生氣。那件事不太想了，重新開始吧！” （校對范蓉）【本文作者】慕容素娟，集微網“深度報道團隊”主編。原鮮卑族，中國人民大學學士，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在華為深圳總部工作4年多；在電子信息產業老牌媒體《中國電子報》工作近 4年，負責集成電路領域的采訪報道；后進入物聯網行業媒體《智慧產品圈》工作3年多，擔任副主編，報道領域覆蓋芯片、終端、市場應用的全產業鏈；現擔任IC行業媒體《集微網》主編，策劃“芯人物”欄目、以及重大專題報道。在工作和學習生涯中，獲得多項榮譽及表彰：擔任北京大學生創新創業北京賽區評委，并指導學生創業項目進一步參賽，并獲得北京地區一等獎；榮獲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先進員工獎”、《華為人》報“優秀撰稿人”等獎項；榮獲工信部電子信息產業研究院2013年度、2014年度《賽迪學術論文》三等獎和二等獎；榮獲中華全國總工會乒乓球比賽二等獎，受到鄧亞萍的頒獎。 2018年1月出版書籍《中國智慧家庭產業創新啟示錄》，本書是國內首部系統揭示智慧家庭產業創新路徑的著。2013年參與寫作書籍《中關村標準故事——探秘標準創新，引領產業政策》。2008年參與寫作書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社會制片欄目》。關注領域：IC、AI、5G、物聯網、智慧家庭、投資、創新創業等領域郵箱：murong19@126.com歡迎交流【芯人物】張汝京：壓不垮的芯片企業家三落三起再次創業（上）相關搜索張汝京上海中芯國際待遇中國集成電路現狀晶圓為什麼是圓的集成電路怎么制作晶圓與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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